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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关系角度看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内涵

陈飞强

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笔者试图从社区治理体系所涉及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内涵。

第一,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国家”与“社会”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家”基本等于“社会”。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构建和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使国家与社会在社区层面上得到了较好的分工与整合,一方面,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应有的治理功能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也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作用。同时,政府部门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还通过平等协商和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社区的有效治理。通过这样一种社区治理体系,政府切实转变了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社区的政府力量减弱了,相反,政府增强了宏观治理的作用,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水平。同时,社区自身在这一模式中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为社区自身力量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

第二,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是重组利益关系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一种有效途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如何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相互关系,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社区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其说是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不如说是重组利益关系和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的需要——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是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政府推动社区建设、完善社区治理的目的是加强基层社会的治理,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社区居民的安居乐业。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其目的也显然是维护社区民众的根本利益,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目标具有一致性。同时,社区利益共同体是社区凝聚力的根源,也是社区参与、社区自治的根基,还是社区治理取得真正成效的内在基础。

第三,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表明社区自治并不是脱离政府宏观治理的绝对自治。人们一般都认同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但对于政府宏观治理与实现社区自治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却有所不同。如一些人倾向于认为,社区自治是指政府管理之外的社会自治,即政府管理行政事务,社区自治组织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事实上,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方面,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私人的机构。同时,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公与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区分界限实际上是相当模糊的,既表现为社会力量对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也表现为国家对传统社会领域的调控,还表现为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此外,社区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就我国目前的社区发展水平而言,没有政府力量的介入,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动,社区建设要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那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力量,就没有今天的社区发展和社区治理。即使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社区建设后,社区自身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有能力真正进行社区自治,政府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表明社区自治机制、公民自治意识、民间力量等的培育和发展是开展社区治理的关键要素。开展有效的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推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加强社区自治机制、公民自治意识、民间力量等的培育和发展。如果说政府力量的推动是开展有效社区治理的外在条件,那么,社区自治机制的建构、公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和民间力量的壮大,则是有效开展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只有拥有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社区自治机制、积极主动的公民参与行为、强大的民间力量,社区治理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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